“中國鋼鐵超低排放標準的部分指標，其嚴格程度已超過主要發達國家。”何文波自豪地說，“盡管疫情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和諸多不確定性，但鋼鐵行業將秉持前所未有的決心，繼續推進鋼鐵超低排放，并為實現前所未有的環保效果而努力。”

何文波表示，以超低排放責任加身的鋼鐵行業，將針對制約鋼鐵綠色發展的難點、痛點協同發力，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和打贏“藍天保衛戰”過程中，做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鋼鐵超低排放嚴格 主要指標優于其他國家

“在當今世界鋼鐵業，我國制定并發布且正在大規模實施的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標準，在粉塵顆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濃度三項主要指標上，其嚴格的程度均優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標準，有的指標甚至差一個數量級，將我國鋼鐵行業單位產品排放強度提升至世界先進之列。相比一些發達經濟體的鋼鐵排放標準，我國的超低排放標準加嚴近十倍。”何文波說。

自2018年《鋼鐵企業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見稿）》公布以來，一批鋼鐵企業迎難而上，大力推動超低排放改造并取得顯著進步，污染排放總量不斷減少，環境治理成效顯著，為打贏“藍天保衛戰”做出了積*貢獻。

“持續推進超低排放，促進綠色發展是鋼鐵工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解決污染問題的根本之策。中國鋼鐵行業將推進并引領鋼鐵制造全過程、全產業鏈的綠色革命，全力承擔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美好生活需要的歷史使命。”何文波說。

超低排放投入大 中國鋼鐵行業負重前行

鋼鐵企業超低排放要求對企業所有生產環節實施升級改造，大氣污染物有組織排放、無組織排放以及運輸過程均需滿足超低排放要求。超常規之舉，必然要付出超常規代價（超高投入和高成本）。

何文波和記者算了一筆賬，以1000萬噸粗鋼產能企業為例，通過實施環保工程改造達到全流程超低排放要求，按現在的核查標準保守估算需投資約26億元，噸鋼投資增加260元。在不計設施設備折舊的情況下，為保證達到超低排放指標要求，噸鋼環保設施運行成本增加50元以上。

“按全行業10億噸鋼產量測算，若全面實現超低排放，全行業相關技改投資將超過2000億元，每年要增加運行費用500億元以上。這對疫情后利潤不斷下滑的鋼鐵行業的確是個巨大挑戰。”何文波表示。

超低排放是探索之路 需要創新環境支撐

超低排放是鋼鐵產業創新升級、重塑產業綠色形象、助力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重要舉措。

何文波表示，超低排放技術中有很多是難啃的“硬骨頭”，相關排放指標的穩定實現也絕非易事，必須進行綠色制造技術協同集成創新、優化完善，需要政府、企業、科研單位和環保技術裝備公司等多方協力完成。

何文波告訴記者，令人高興的是，一批國內機構和公司知難而上，不僅在本輪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技術升級改造中占得先機，而且孕育了一批具有原創性自主知識產權的超低排放裝備技術，一些技術處于“國際*水平”，成為支撐超低排放目標實現的BAT技術（最佳可行性技術）。

不過，環保設施投運后的確也存在運行成本過高、使用壽命過短、運行指標不穩定等問題。對此，何文波認為，對超低排放創新技術，既要強調實事求是，又需要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環境。對相關技術評價要客觀，不要人為拔高。在實施運行中出現的指標波動等問題，既要公平評估評判，也需要甲乙雙方合力持續投入、升級改造，保證穩定運行。

從企業訴求出發 保證超低排放改造穩步推進

何文波告訴記者，有不少企業反映，雖然國家強調推進超低排放是企業自覺行為，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一些地區層層加碼，將超低排放納入地方強制性標準，忽視超低排放改造的技術難度，不理解相關技術的不成熟性和復雜性，不能正確理解超低排放指標的波動性，造成了企業不顧科學、盲目攀比數據的不正常現象。

還有一些企業反映，新冠肺炎疫情使鋼鐵超低排放改造進度受阻，許多改造項目由于施工人員、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回歸慢，原材料、設備運輸受到限制，技術交流、招標、設計和施工等進度均受影響。而且，超低排放改造增加企業環保運行成本，加劇了疫情后企業生產經營的壓力。同時，一些支持超低排放改造的優惠政策也存在落地難的問題。

何文波建議，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對真改、實改、有實效且經評估監測穩定達到超低排放要求的企業給予更多激勵，讓其充分釋放*產能。同時，限制污染物排放較高的低質產能，對評估監測中弄虛作假、超標違法排放的企業依法嚴格處罰，創造并確保企業實施超低排放改造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建議設立超低排放政府引導性專項資金及相關保障政策，加大環保類投資稅額減免力度，減免環境保護稅，對鋼鐵企業實施超低排放改造加大資金支持力度。

何文波表示，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將積*支持配合生態環境部等政府部門推動鋼鐵行業高標準實施超低排放改造，科學、規范、合理地開展評估監測，立足行業特點和企業實情，分步實施，有序推進。

“協會將及時公示各企業超低排放改造和評估監測情況，適時召開鋼鐵超低排放改造先進示范企業現場經驗交流會及關鍵共性技術專家研討會等。”何文波說。